我最早知道SCI是2000年，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本科一年级。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出了一本书，同学们热烈讨论他很牛。其中一位同学说，他只能算“小牛”，真正的“大牛”是本科阶段就发表SCI论文的。我说：“我都不知道SCI，知道SCI的人就已经很牛了。”后来上学院胡金星老师的文献检索课才知道，SCI全称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nstitute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出版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光盘、联机数据库和Web数据库。在没有这个工具时，科研人员从那些期刊中找到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是非常困难的，耗去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翻阅期刊，最终仍然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个工具把分散在不同期刊中的相同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归类，并标明来源、作者、引文等信息，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这些线索找到丰富的文献全文。
到了研究生阶段，我们做研究需要查阅更多的英文资料，所以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使用各种英文学术数据库，比如WOS、Scopus、EBSCO、JSTOR，慢慢也就知道了WOS数据库其实就包含了SCI和SSCI数据库，本质上这些数据库是给我们提供文献索引的。我是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生，由于SSCI收录的社会科学类期刊非常有限，在查阅英文文献的时候，我们还得借助更多数据库的帮忙。不过，SSCI也有个好处，跟其它检索工具通过主题或分类途径检索文献的常规做法不同，它设置了独特的“引文索引”（CitationIndex）。可以通过历史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这实际上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有助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知识创新。后来得知，理科的研究生同学们都要发SCI，文科的学生只需要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了。所以，理科的研究生使用WOS数据库的频率普遍比我们文科生要高。
2006年，我留校在复旦学生处工作。当时高等教育特别强调“全员育人”，主要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忙于申请科研项目和发表SCI论文，所以只有时间“教书”，没有时间“育人”，被很多学生工作系统的人戏称为“教书不育人”。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发表SCI论文和育人两件事情会形成冲突。后来在学校从事院校政策研究工作，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才逐渐理解高校教师的困难处境。随着学术职业和研究经费竞争的持续白热化，在复旦这样的学校要崭露头角，面临在高影响因子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而且，汤森路透集团每年都会出版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提供了一套统计数据，展示科学期刊被引用情况、发表论文数量以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情况。在 JCR 中可以得到每种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中平均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一个期刊的影响力。当时听说中科院根据影响因子的高低把SCI期刊划分为“一二三四”四个区，很多研究型大学为了产出更多有影响力的成果，就要求教师必须在一区期刊（影响因子最高）发表论文才能满足评定职称需要和获得相应的科研奖励。有些在低影响因子区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老师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发文章了。这实际上是用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替代了对学术研究本身质量的判断。但事实上，汤森路透认为期刊影响因子只是为科研人员对于最值得关注和有帮助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个指标性的客观依据。他们一直强调，期刊影响因子只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常用指标，应当予以恰当的应用，不能直接用于评价机构和学者。不过，笔者认为影响因子作为一项客观的数据予以披露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多如牛毛的期刊影响力便被隐藏进了“黑匣子”。而且，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在管理部门和学术界手中，不应对一项客观指标过多苛责。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排名结果也容易导致滥用，是否意味着也要把大学排名给禁止掉？在各级各类教育当中，都存在各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考试，是否也要把各种考试给停掉？在证券市场，K线图被机构误用会诱导散户投资的巨大损失，是不是也要把K线图给禁止掉？
SCI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与大学排名的推动关系密切。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推出了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200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推出排行榜，SCI论文引用（Citation）情况都是其中的核心指标。而大学排名的结果又会进一步影响主管部门对大学的评价。所以，越来越多的重点大学开始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对学校各个学科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分析，进而给不同的学科提出不同的目标和要求。总的导向是理科的论文要发表到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期刊，工科要尽量发表SCI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国际化要求社科的教师更多发表SSCI论文，连人文学科的学者也受到鼓励发表A&HCI论文。于是，SCI逐渐从一个索引工具，被科技管理部门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导向异化为了评价功能。这种异化也引起了各种批评，但是这种评价系统的“守护者”认为，该评价方式对于提升中国科技论文的影响力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排除这种评价，简单依靠发育尚不成熟的同行评价和国内期刊，是不利于大学发展的。
2008年下半年，我第一次从当时的复旦大学学科办主任叶绍梁老师这里知道了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实际上就是按照SCI、SSCI论文数量、总被引和篇均被引三项指标对世界上所有机构、科学家进行排序。据悉，北大、清华等高校从2006年开始关注这项指标，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等人对ESI指标在中国科学界的应用起到了推广作用。总之，从主管部门到下属的评价单位，再到高等学校都陆续开始重视ESI这个指标。2009年的复旦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务虚会上，我执笔向学校提交了“ESI数据库概况及复旦大学入选情况”的分析报告。随后，学校图书馆编写了各院系对ESI贡献度的分析报告。在接下来的暑期党委扩大会议上，相关职能部门和院系主要领导对ESI指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尽管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从这时候开始不少学科就开始了ESI指标的监测工作。学科办的沈顺老师每两个月一次更新C9高校的ESI指标情况，提交给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参考。这年暑假，我跟一所省属院校的同行见面交流，得知他们学校也已经开始关注ESI指标。我突然感到很可怕，如果说只有C9或部分985大学关注这个指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毕竟要代表国家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进行激烈的角逐。如果地方院校也将重点放到这上面来，那“教书不育人”的现象就不仅仅是少数研究型大学的问题了。
2010年初，汤森路透的技术人员来访，跟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我们开展这方面的数据分析也开始得到更多的外部技术支持。2012年，汤森路透的Pendelbury（ESI的创始人）来访。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ESI的由来和功能。尤其是Pendelbury介绍说，ESI的主要功能是三个：一是帮助研究者发现哪些机构、研究人员在世界上是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二是帮助研究者发现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论文（高被引论文）；三是帮助研究者发现前沿热点的研究领域。当我们介绍，ESI在中国已经被用于评价机构、学科甚至是学者个人的时候，Pendelbury尖锐地指出，这是对ESI数据库的一种误用。SCI、ESI的本质至始至终都是基于索引服务设计的，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科研人员。虽然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机构、人员在国际科学界的国际影响力，但是直接将它作为单一指标来评价学术组织和科学家是不妥当的。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也开始逐渐反思ESI指标误用对中国大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当时很庆幸Pendelbury及时来到中国当面澄清，有助于帮助中国大学消除对ESI的误解；也很庆幸他们并没有因为误打误撞掌握了中国大学、学科和科研人员评价的重要标准而刻意隐瞒信息。这年夏天，我参加上海财大-杜克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研修班，跟台湾政治大学的汤京平教授聊起台湾的教授们怎么看待SCI。他说，台湾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往往会在主流的SSCI期刊上发一篇文章证明自己具有在此类期刊上发文的能力，但更多的研究成果还是会选择在本土的学术期刊呈现，原因是唯有母语才能更加精确、完整地呈现整个研究。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看来台湾学术界对SCI的应用并没有失控。”
2012年下半年，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了第三轮学科评估，将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纳入指标体系。而重点建设大学也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宣传自己新增和累计的ESI学科数。重点建设高校在总结报告中一般都会将入选ESI学科数及其在建设期内的增长情况作为重要的指标予以说明。2013年，参与完985三期阶段总结后，我来到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的研究，科研工作中每每感受我国教育、科技领域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的不足，这些外部数据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随着“后211、985时代”重点建设的过渡和规划，以及上海市所引领的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如火如荼，ESI误用为学科评价工具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好转。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院校发展规划人员和学科建设人员仍然在持续地关注ESI指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尽管教育部学位中心的一级学科评估非常权威，指标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参评单位在不断增长，公信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它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不能进行国际比较。这样一来，ESI学科领域排名和QS学科排名就成为了仅有的可以确定中国高校学科国际坐标的工具。在2016年启动的教育部学位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中，SCI论文、扩展版ESI高被引论文（从1%扩展到3%）仍然是科研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最近两年来，科学计量领域的商业机构不断加大对亚洲和中国的投资力度，业务范围不断拓展，职员人数不断扩张，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传统的行业引领者汤森路透，以及爱思唯尔和自然集团两家出版商的加入。爱思唯尔基于Scopus数据库开发了Scival分析平台，自然集团开发了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前者涵盖了WOS收录的大部分期刊，也涵盖了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和大量人文艺术类的期刊，这有助于突破仅仅从科学角度评价学科领域的局限。后者则从众多JCR期刊中遴选出了68种期刊，认为这象征着国际学术水平之巅。个人体会汤森路透是一家学术气息很浓的公司，公司的选刊部与其他业务部门有严格的“屏障”相隔，期刊能否被SCI、SSCI和A&HCI收录，完全植根于严谨的国际学术同行评价和客观的期刊影响因子。而且，由于它并不从事出版行业，可以相对保持独立性。爱思唯尔的索引也是在坚持同行评议原则基础上，对学科覆盖面和期刊覆盖面上做到更加完整。虽然他们的数据库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他们坚持不做基于引文的排名，是一种克制的态度。自然指数则是由出版商自己来做指数排名，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近日，汤森路透宣布将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 Onex Corp 和霸菱亚洲投资。有人说这是一种“抛售”，影响因子将被弃用；有人说这是一种外行收购内行，SCI未来形势不妙。笔者认为，这只是资本市场的一场正常交易。SCI、JCR等产品和业务既不是第一次被出售，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至今为止它的每次出售都卖了好价钱，这次的35.5亿美元不仅不是低价“抛售”，而且是“高价”成交，凸显了资本对亚洲数据与信息服务市场潜力的积极预期。对于未来新公司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而言，有两件事情值得引起重视。第一，从商业的角度说，“三流的公司卖产品、二流的公司卖服务、一流的公司卖标准”。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部虽然销售数据库及其相关的信息服务，但其核心优势是基于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标准，这套标准系统需要持续改进和优化。SCI、SSCI应该树立一个目标：任何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在SCI、SSCI中都能检索到本领域最重要、最前沿的文献。这需要他们发扬“工匠精神”进行持续改进。第二，当越来越多的外部主体滥用SCI、影响因子和ESI开展机构、学科和人员评价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出手予以公开澄清和批判，不能仅仅依靠面对面交流当中的小范围澄清。企业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黑匣子”，更是具有自身价值观、信念、行为方式等构成的特有文化形象，学术型公司需要珍惜自己长期以来所塑造的良好形象。
笔者认为，SCI、SSCI和A&HCI仍然是优质期刊的重要标准之一，正如CSSCI、北大核心也都属于中国大陆优质期刊的重要标准一样。中国大陆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英文、中文学术期刊被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索引库收录；另一方面也需要及时启动以我为主建立全球学术期刊索引库的工作。这两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则是中国的学术期刊都要遵循严格的国际学术同行评议规则。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评价机构、学科和学者，应当主要立足于其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学术贡献，而不是学术期刊的级别。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导向型的学术治理体系，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行政部门和科研机构手中，而不是数据信息提供商或出版商手中。他们负责提供优质的科技信息服务，我们的行政部门和科研机构决定如何使用，同时也逐步培育更多的中国本土科技信息服务商，并推动他们走向国际化。给婴儿洗澡后，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是万万不可取的。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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