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是否应采取激进行为？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种非抗议的抗议活动是件好事。西卡罗莱纳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在《纽约时报》中称之为“一个糟糕的主意”。他认为，这场游行反倒推波助澜了一些保守派宣扬的“科学家是一个利益集团”等言论，使得事件更加的两极分化，也给研究者的工作带来了更多困难。其他人则觉得其论据不孚众望，因为科学与政治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作为Retraction Watch（撤稿监察）博客和科学诚信中心（Center for Scientific Integrity）的创始人，纽约大学教授伊万·奥兰斯基（Ivan Oransky）及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教授亚当·马库斯（Adam Marcus）认为，研究者并不太愿意推动或拥抱变化，无论是对学术不端的传统处理方式，抑或是解决他们实验的再现性问题。对这些科学家而言，家丑不可外扬，让公众了解科学的现实，反而可能会危及公信度和研究经费的获取。

 

弗林特水危机事件

 

这并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一次表达类似的担忧。例如，在弗林特水危机事件中，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马克·爱德华兹（Marc Edwards）和他的同事们被很多人看作是英雄。他们发现并宣布，弗林特市的居民正处于自来水铅过量的危险中。他们为此推出了一个为城市居民购买净水器的集资活动，并创建了一个网站发布他们对弗林特市供水危害的研究发现，以及表达对各级政府就此事件办事不利的不满。

 

若非他们的不懈努力，成千上万的孩子可能早就遭受铅含量超标的危害了，甚至连美国环境保护署也承认，人们等待警报发布的时间太长了。

 

但一本权威期刊的编辑并不以为然。2016年10月，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发表在了《环境科学与技术》（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杂志上。该文作者大卫•斯达拉客（David Sedlak）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教授和水利中心主任，也是《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的主编，他对自己的一些科学家同仁暨越了与鼓吹者之间的这条“虚线”表示担忧。

 

斯达拉客写到，“公开反对腐败和无能的体系或许只是种文化产物，理想主义、个人责任和好莱坞戏剧性的情感合起来造就了一个高尚个人对抗不公的故事。”

 

成为“一个具体事件的盟友，无论如何，我们都危害了社会契约，打破了研究经费支持基础研究的传统”。换句话说，不要插手国会，以免遭受削减预算的报复，许多科学家已经为此被当成了害群之马。因为那可不是笔小数目。国会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能源部和其他机构及其项目负有监督权，并掌管着它们一年近700亿美元价值的研究经费，多为美国境内的科学、医学和技术研发类的研究课题。

 

爱德华兹和他的三名同事，艾米·普鲁登（Amy Pruden）、悉达多·罗伊（Siddhartha Roy）和威廉·罗德（William Rhoads），对斯达拉客进行了抨击，指责他是“现代学术界的害群之马，一个畏首畏尾、居心叵测的人”。确实，科学家一旦接受了资助，即默认了要在政府面前噤声，这比那些直抒胸臆的人对学术的独立性的威胁性更大。

 

激进行为能否促进科学进步？

 

一些不知名但很容易被识别的科学家，在媒体的蛊惑下，很容易把自己当成是与反面人物斗争的超级英雄。他们的傲慢和虚荣唤醒了统治上级，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实际的寒蝉效应，但可以从争辩科学家恰当角色的科学家身上看到。

 

不仅工程师会担心，神经学家约翰·马科维茨（John Markowitz）去年秋天在《纽约时报》上也写到，“我们噤若寒蝉主要是因为害怕引起（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不满（和失去任何获取经费的机会）”，并认为“这件事情被过于敏感化了”。作为Retraction Watch（撤稿监察）博客的合伙人，伊万·奥兰斯基教授还常常告诫一个专注于科学界丑闻的博主，揭露欺诈事件的行为固然是好的，但很可能会授人以柄，反增了那些反科学势力的实力。

 

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科学家有在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假装自己不受金主的管控。有些人坚持认为科学应该是存在于纯粹的真空里的，一个不受政治、经济或社会正义影响的存在。但要明白的是，科学是一种人为的事件，在不公和暴行面前，科学家是和公众同呼吸、共奋斗的。虽然科学实验要求诚实和严谨，但也没有说研究者在政府或其他势力滥用科学抑或禁止发表政策的负面调查结果时必须保持沉默。

 

在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为弗林特社区水危机事件仗义执言之前，已经有科学家这么做了。当物理化学家克莱尔·帕特森（Claire Patterson）接触铅中毒事件时，就随即开启了自己与工业长达几十年的抗争。当约翰·斯诺（John Snow）移走了一个滋生霍乱的井泵柄时，他成了伦敦人的众矢之的，直到去世才平反昭雪。彼得·巴克斯顿（Peter Buxtun）花费了好几年才制止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最终不得不于1972年将文件泄露给了琼·海勒（Jean Heller）记者。

 

爱德华兹和同事的举措缩短了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距离。他们不仅帮忙吸引了大量关注，而且改变了弗林特市，当然，还有财政拨款。迫于压力，参议院9月份以压倒性票数批准了向弗林特市投放1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并从环境保护局划拨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市政供水基础设施的升级和避免遭受铅危害的研究。

 

科学和政治并不总是一致，科学也并不需要总是战胜政策。正如，研究表明激素能提高运动员的表现，但政治利益又迫使我们禁止使用激素。研究必须是符合道德标准的，而道德标准则是包含了科学家和决策者在内的一种对话。

 

不过，尽管两者是独立的，但分歧是而且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正如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写的，“虽然自身的职业危险很大，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不计其数，但保持沉默却是与实施不公一丘之貉。无论将来我们的生活或事业会发生什么，我们都确信：弗林特社区是值得我们挺身而出的，为了维护这样一个正当理由，我们强化了学者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

 

美国从未有一个政权如此敌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价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称气候变化是某些亚洲大国造出来的“骗局”，调侃揭穿反免疫的观点，并宣说任何负面民调都是“假新闻”。自2016年11月8日以来，人们明显感觉到科学界接下来要打一场防守战。只是现在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树枝而是整棵树都处于危险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