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常常满怀热望，愿将一腔的研究诉与大众，期待他们的研究能在一系列决策制定中发挥一定作用，比如在公众意见、政府政策方面等。但是科学家想要摒除知识界的象牙塔形象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不妨假设一下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白宫新领导班子任命了一位环境变化怀疑论者、一位反疫苗接种的支持者，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这是否意味着在当今时代，个人情绪、个人信念和社交媒体的水平已经凌驾于真相之上？当真如此，那么科学界面临的危机就是如何确保科研证据在政策制定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世界
2016年7月，澳大利亚科学院在首都堪培拉组织召开了专家智囊团会议，目标是深入了解不同领域的科研成果被传播给决策者的情况以及科学传播如何更有效地实现，会议也对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了讨论。会议报告——《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生活》近日发表，学者们从中汇总出概要，一窥重点。
科学家如何把握科研的不确定性
所有科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源于很多原因，比如知识掌握不全面，或者研究现象具有变化性等。
科研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和实验降低不确定性，利用给不确定性进行定义的过程来提高精确性。即使最具科学性的政策也包含着风险，正面和负面都可能产生，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所引起的。
然而，影响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却常常不易被掌握，很难评估。比如说，对气候变化预测的不确定性可以使科研证据招来指责，可信度下降，政策方面的行动也被推迟。然而，评估环境引起的健康风险和地震风险则能为制定一些预防性的政策提供建议。
因此，在向政府提出建议时，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估非常重要。但是如何对不确定性进行量化评估并向外传达，辅助政策制定，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方法。
科学家面临的挑战
科学家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典型做法是把任何的不确定性都要列入文章中，并加以描述。但是，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向决策者传播科学以及其不确定的特征在科学界尚缺乏共识。
例如在公开传达科研项目中存在的风险时，是绝对可能性更有效，还是相对可能性更有效呢？天气预报、丛林火灾轨道预测或者海啸和洪灾预报是否应该体现这种不确定性？
从会议讨论中反映出不同领域的传播经验和角度是随着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其中的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目标受众，需要传达的风险的类型（经济风险对生死风险），主办机构的文化背景和礼仪礼节等。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共识性的地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后真相”的世界，科研证据不但公之于众，而且也要得到慎重考虑。我们的世界也并不是“象牙塔”世界，我们不仅切实地需要科研证据，对它们的获取渠道也是畅通的。
我们所处的世界兼具差异性和复杂性，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而且这两种特性与日俱增地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性。然而，它们也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可以运用不同技巧去与决策者沟通和周旋。这也是一个从掌握、解读和传播科学数据者到裁决、提倡者的过程。
科学家需要增强与决策者的交流
会议报告建议科学家使用统一的语言，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清晰共性的表达，来向决策者传播科研成果。这样一来，诠释各个不同科研领域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就变得更容易，会取得肯定性的经验。
科学家可以明确阐述科研实验和建模过程背后的动机，便于决策者更深入地理解科学在决策过程中起到的辅助作用。对这个过程的记录也要得到重视。对科研证据和不确定性在决策进程中产生的影响、决策是否主动诉求于科研，证据与不确定性如何传播以及它们被接受、被考虑的方式等都要由科学家和决策者进行记录。
科学家也需要反馈
倘若科研的确影响了决策，那么它是以何种方式施加了影响？倘若科研证据并没有被决策者采取，了解内里的原因很重要。是否由于对不确定性不够了解，表述不当，抑或超过了某个限度？还是决策者很难理解科研模型？果真如此，则需要对模型进行调整，增加实用性。也许迫于社会、政治或经济因素，而将科研因素置于次要地位？所有这些因素能否受到客观分析和评判？如果科学家们认为科研并没有得到决策者恰如其分的运用，那么该采取何种手段？
决策者在过去记录科研如何影响决策形成的过程时，运用的方法有很大变化性。公众和媒体有责任对这些记录形式进行监督和督促。在决策者对科研证据的利用和对科研不确定性的了解方面，目前记录很少，比如公众和媒体传播、严密组织的科学传播研讨会、参与科学咨询顾问小组或其他参与科学的战略所带来的影响。
希望未来我们能掌握一种更统一的语言，可以广泛应用于科学界，也希望人们共同加强对科学传播的记载。这些举措会帮助科学家为决策的形成做出贡献，引导未来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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