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科学史，在另一种层面，其实也是人类抵触新思维的历史。当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时，他站在了整个宗教教廷的反对面，当时教会的教义可是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结果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宗教迫害。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主张新物种是基于遗传特征，是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与当时长期以来信奉的科学、政治和宗教观点都相悖。魏格纳（Alfred Wegener）在1912年提出大陆漂移假说理论——地球上的大陆板块彼此相对运动，然而他的假说在数十年间都不被接受。
这样的例子并不仅存于历史中。我们都习惯了大众在科学面前的钝感，于是希望某些普通人能产生开创性的想法，打破习俗。科学家有时也会囿于成见，阻碍创新的发展。普通民众抵触科学理论的进化是一回事，然而，如果科学家也因循守旧，阻挡新思维的发展，那事态就严重得多了。
创新研究成果的拦路虎
当实验室或实地研究向大众公开时，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科学成就。如果幸运，研究发现被认可，然后付诸实践，那么医药得以研制，社会政策得以实施，教育水平便得到改善。
当科学发现通过学术期刊发表后，这一切都能实现。很多业外人士可能不太了解，在实验室和发表之间还存在重要的一环——其他专家对研究成果所做的评审。这些专家与研究者是同行，一般都是临近科研领域的行家。他们参与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同行评审。
在理想情况下，同行评审一般通过研究的质量来判断研究是否可靠。同行评审理应客观公正地评估研究成果是否可以通过期刊发表，防止草率的研究结论面世。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专家非神，也有可能心存偏见，可能他们自身的偏好会影响评审意见。多篇研究显示，如果被评审的研究成果与评审专家的观点相契合，他们则更容易认同被评审的研究成果。然而，糟糕的是这些观点常与科学研究无关，只是专家的个人偏好。
我信，故我诺？
人们往往存在一个偏见——“女性不擅长数学”，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正确。但是当专家也这样认为时，很可能他不会认同从事数学以及科学、技术、工程的女性研究人员的成果，这与研究质量无关，只是源于其个人的偏见。
一些研究显示，数学、科学、技术、工程领域的女性研究者会遭受男性同行更严苛的评审。由于性别偏见的原因，在研究发表之前，这些领域的女性研究者可能要对研究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一些少数种族的研究人员也会面临同样的歧视。一项研究发现，黑人研究者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资金的成功几率不如同等水平的白人研究者。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无疑是他们科研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再以漫画书研究为例，它属于近期的研究领域。但是，人们通常以为漫画书只是给小孩子看的书。如果同行评审专家也深以为然，在评判此类心理研究成果时，便会持否定意见，这样相关领域研究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可能性就变得十分渺茫，公众想了解这项研究就十分困难了。
守旧思想直接阻碍了科技创新。科学家一般认为传统研究方法和技术比新方法更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很好地佐证这点。行为主义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主要流派，主张以对行为的观察为基础，进而得出发现。它的信徒拒绝接受研究心理学的新手段。在行为主义统治阶段，任何关于大脑内部如何运行的讨论都成为了禁忌。认知革命的先锋乔治·米勒（George A. Miller）却打破了禁忌，他说：“运用‘认知’手段进行研究是挑战世俗之举”。最终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一个新领域的诞生，因为米勒敢于挑战，成功在专业影响因子最高的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如果科学家深信传统实验室的技术手段才可以得出最好的研究发现，那么她会更容易否定所有运用新手段进行的研究。这也正是为何创新度最高的研究不常见于权威学术期刊的原因，它们一般都会遭受严重的延迟，然后才被承认。
科学进步还需超越自我
重要程度和创新程度最高的科研成果常常与人们当下笃信的观念相背。如果符合个人偏好，科研才能得到青睐，那么任何基于新想法的研究都很可能被忽略掉。当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再提出地球是圆的无疑具有飞跃性。
如果时代被旧思想所统治，科学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当今世界在以飞快的速度改变着，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思维来迎接挑战。科学家怎样克服自身观念的局限性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呢？完全摒弃个人观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改变自身的观念。大量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改变观念的方法建议。一定程度上，主动权在科学家手上，公众需要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念，摒弃个人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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