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真相这一概念好像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至少牛津英语词典现在的解释看来如此。牛津词典在2016世界年度词汇中列入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意指一些特定状况，在这些情况下，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没有情感诉求或个人信念产生的影响大。当人们受到误导，或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决定，会引发什么后果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乘坐的飞机会有安全风险，医疗水平会下降，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会下降……类似的后果不胜枚举。
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长期以来对科学依据的使用存在不当，代表性的例子比如一些极富争议的话题——全球变暖的原因，儿童疫苗的益处等。一项揭示疫苗和自闭症之间联系的长期研究，可能会导致研究人员失去行医执照，然而疫苗普及率却仍然偏低。
人们近期才开始系统性地思考如何改善公共话语，对具有争议性的科学问题做出合理决策。科学家自然喜欢科研证据作支撑，希望用最有效的方式让人们了解科学家所掌握的知识以及所做的工作。
在遇到不同问题、不同社会场景和不同观众时，科学传播学这门科学还不能够给出一个既便捷又具体的方法，达到最好的沟通效果。
大约一年前，美国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组织了一支专家队伍，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组成，探讨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落差，最终将科学的思考方法有效运用在科学传播过程中。
这个团队刚刚发表了研究结果——“有效的科学传播：研究议程”。透过这个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掌握，在不确定性或争议性问题出现时，何谓真正有效的科学传播，科学传播重要性的原因，科学传播难度大的影响因素，以及研究人员和科学传播者如何让人们增强对科学传播发生机制和条件的了解。
有效实现科学传播的初探索
研究团队发现，有效的科学传播过程异常复杂。它关系到对观众意见的听取和观众的参与，研究难度较大。传播内容、对话的参与者、社会和媒体的动态性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问题或相关政策的影响具有争议性时，这三个因素则更为关键。人们的固有看法、社会或政治背景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样一来，找到共性的解决办法并不容易。
由于这种复杂性，科学传播的实践更多地被视为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优秀的传播者，像记者、博主、科学家或视频网站YouTube一类社交媒体和平台的活跃者经常会互相取经，参加专业培训，也会通过反复试验得到经验。
遗憾的是，社会科学并没有告诉科学传播者们如何更好地实现科学传播，也没有提出具有实践性经验的指导方针。
美国科学院早前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了科学传播这个研究课题。与会专家的领域差异性较大，研究课题涵盖行为经济学、行为社会学，同时也涉及了媒体和传播领域。这些研究逐步捋清了研究人员对科学传播方法的掌握情况。
人们也逐渐认清，科学传播的所谓“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并不管用。它假设人们对科学领域的了解一片空白，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灌输和科学素养的提高，然后就可成为更理性的决策者。缺失模型失败背后的原因并不是人们不够理性，而是人们对信息都有内在的自我认知方式，做出的相应决策是考量不同因素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人们都有一个判断倾向，往往在大脑中习惯走捷径，做出信息接受、拒收或者解释的行为。所以人们更容易通过信息的表面价值去巩固世界观。
信息出现和构成的方式对人们理解和使用信息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转基因食品的概念深入人心，即使它已然不是新概念，但人们一听到它，不免总是条件反射般地认为，科学家创造出非自然的生物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随之人们会将其上升到伦理高度，开始担心科学是不是走得太远。
决定因素远非客观事实那么简单
科学传播会涉及到共识性问题，比如病人打疫苗的好处和风险。它也会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性争论——科学引发的伦理、道德或政治问题，比如转基因问题。目前人类的基因编辑能力发展飞速，再过十年，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基因编辑技术）和类似的技术对人类的生活有着深远影响。从动植物基因编辑、疾病控制，到食物制造甚至到人类的基因编辑，处处可见影响。
但是，我们利用科学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比如，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编辑人类胚胎基因是否符合人类伦理?如果人们在决策时没有机会深入了解科技证据潜在的影响，从而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无法做出正确决定的话，未来无异于像中彩票一样，不可预知。
科学传播中伴随着高度的伦理责任，发布信息和发布方式，也与人们的价值观、信念和角度息息相关，它会影响人们的观点、态度和行动。仍然以疫苗接种为例，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疫苗接种率降低会带来健康风险。但是否强制执行疫苗接种，或者改变人们的固有态度，实际上是政治问题，科学家自己并不能解答（决）。
如何制定更合理的传播方案
所有的科学传播过程都在不同程度上暗含着价值观。信息是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捆绑在一起的，即使科学真相本身是客观公正的，它也不得不受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影响。尽管科学传播存在复杂性，但也是由于这种复杂性，科学传播的有效实现需要更坚实的实证基础。
美国科学院针对科学传播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些建议，下文精选出五条，供参考：
使用系统的方法指导科学传播。换言之，在一整张由信息和左右人类想法和行动的影响构成的网络之中，科学传播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
评估科学传播的效力。研究人员通常会评估效果，但是人们通常习惯先传播，后评估。而传播最好建立在充分的观众经验和语境经验基础上，因为科学家想传达给公众的科技风险常常与公众的希望和考虑无关。
科学家要与大众进行良性互动，无论科学带来积极的效果还是风险，都要达成诚实的双向对话。
考虑社交媒体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对于争议性的问题，对传播的时间和方式要有更清醒的认识。这就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用策略性投入来发展科学传播学。同时，也需要科学传播研究者和践行者之间更多的互动和合作。我们要认真思考科学传播的出发点，如何与观众或读者进行合作，尊重科学传播，使其具有社会价值。
具体行动起来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对科学证据的忽视，深入钻研科学传播这门科学，让科学与证据更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影响人们做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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