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轻言放弃，科学传播可能跌入后真相世界的深渊

在政治范畴内，“真相”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灵活的概念。至少，这是牛津英语词典近期给人带来的感觉，因为它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 当人们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有误导性的信息或明显是错误的信息时，会发生什么呢？答案十分简单——我们的飞机的安全性将会降低，我们的医疗方式将没那么有效，我们的经济也会失去它的全球竞争力，等等。 多年以来，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地与不尊重或不恰当使用科学证据的人或事物作斗争，特别是在有争议的话题上，如全球变暖的原因，或儿童接种疫苗的功效。例如，一项长期的研究揭露了接种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关系，这让研究人员赔上了自己的行医执照，但疫苗接种率仍继续存在于应有水平之下。 然而，直到近期人们才开始系统性地思考，到底怎样才能真正地改善围绕着有些争议的科学所产生的公共话语和决策制定。当然，科学家想要依靠由研究产生的证据，来彻底了解如何最有效地向其他人表达他们的所知所做。 结果显示，对于如何最有效地进行不同话题、不同社会环境和受众之间科学传播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得出便于学习掌握的具体建议。 大约一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汇聚了一群来自各界的专家和从业者，希望能够合力解决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这道鸿沟。此次项目的目的在于，将科学思维应用到我们有效地传播科学的过程当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风险创新实验室主任安德鲁·梅纳德（Andrew Maynard）和本次项目的副主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科学传播教授迪特姆·舍费尔（Dietram A. Scheufele）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小组近期刚刚公布了其研究结果——《有效传播科学：一份研究议程》的公共草案。梅纳德和舍费尔详细总结了其中的几项重点，包括什么是有效的科学传播及其重要性；为什么有效的科学传播如此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科学还尚不明确或有争议的地方；研究人员和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如何并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升我们的知识。

 

 

怎样才是有效的？

 

梅纳德和舍费尔发现，有效的科学传播（包括聆听受众并与其互动）尤为复杂，研究起来远没有想象的简单。这高度依赖于传播的内容，它与参与对话的受众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该话题周围所围绕的社会和媒体动态（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或其政策含义是有争议的）。但是它也取决于人们感觉并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以及科学传播和参与所出现的社会或政治背景。这让如何确保其正确性，并获得可以应用到各个话题和背景的经验与教训颇具难度。 由于这种复杂性，科学传播的实践（而且有很多非常杰出的践行者）目前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名优秀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无论是记者、博主、科学家或在YouTube等社交媒体和平台上较为活跃的用户）通常是汲取了他人的经验，或者是接受过专业的培训，而且通常经受过反复的试验与错误。不幸的是，社会科学并没有为科学传播工作者如何进行有效的科学传播提供具体的、有证可循的指导意见。 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此前的两次会议确定，在科学传播的研究方面，专业领域非常多元化。研究从行为经济学，到与媒体和传播研究相关的社会学。他们同时开始理清我们是否知道哪些方法是有效的，还有哪些有效的方法是我们不知道的。 例如，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科学传播中，认为只要给公众“补足”科学知识和理解他们就会成为越来越理性的决策制定者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根本行不通。这不是因为人们是不理性的；相反，我们都会用自身固有的心理学逻辑来理解一条信息，并且我们都会权衡不同的因素以做出一项决定。 同时，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往往会依赖于各种心理捷径来接受、拒绝或解读一条信息，包括倾向于接纳似乎更符合我们世界观的信息的表面意义。 
 而且我们知道，一条信息的呈现或架构方式可以对这条信息的解读和使用产生深远的影响。比方说用于描述转基因食品的词汇——“食品怪物（Frankenfood）”的架构，其功效与提供新的信息毫不相干。反而，这一用语在潜意识中将转基因生物与我们都有的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科学家创造出的非自然生物可能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联系起来，并提出了道德方面的问题——是否科学已经走得太远了。

 

“不仅是事实”中的决策因素

 

科学传播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包含了传播科学的共识，例如关于患者接种疫苗的功效和风险。或者，它也可能包括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讨论，如科学所引起的伦理、道德或政治问题。 例如，我们编辑生物的遗传密码的能力正在以极危险的速度发展着。在上一个十年，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简称精密基因编辑技术）等类似的技术将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我们如何改变植物和生物并控制疾病，到我们如何生产我们的食物，甚至是我们人类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遗传密码。 但它也同时会为我们所有人带来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单靠科学本身是回答不了的。例如，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编辑未出生胚胎的基因是否符合伦理？如果参与到这些决策的人并没有机会掌握这项技术基于证据的含义，并在知情后做出对其研发和应用的决定，那么，其未来的发展几乎就变成了中彩票。 然后，对于传播科学的这部分人来说，这项努力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责任。即便是决定分享什么信息、如何分享这条信息都掺杂着个人价值、信仰和角度，而且有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尤其是用于影响舆论、行为和动作的传播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伦理责任。例如，科学家可以很好地记录降低的疫苗接种率会造成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强制接种疫苗，或消除基于信仰的豁免权，这些问题存在着固有的政治因素，是科学家本身无法回答的。

 

 

制定出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科学传播都有其内在价值。涌来的信息总是包裹在一系列复杂的目标和内容之内——即便是当它被作为公正的科学事实呈现出来时。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需要为有效的科学传播制定出更加坚实的实证基础。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所起草的报告做出了大量的建议。其中有一些被梅纳德和舍费尔着重点出来： 

 这并非易事。但若不如此，我们很可能会进一步跌入“后真相”世界的深渊，届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原本可以避免由于对证据的不屑所造成的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努力，继续深入研究科学传播的科学，让科学和证据能够更有效地融入到人们所做的决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