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十字路口的“公众理解科学”

 

 

追溯一项事业的历史进程并非易事，但人们通常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英国皇家学会鲍默爵士（Sir Walter Bodmer）于1985年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之后英国上议院在2000年发表的《科学与公众》则详述了该科学事业在此后15年内的发展历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民众对科学的态度就呈现出各种起伏。从媒体反映出的情况看，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民众对科学曾保持了一段时期的热情与兴趣，接下来则转入失望甚至敌对态度。除公众的“情绪波动”外，科学家也逐渐表现出退居二线的趋势，并对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科学家表示不满，这一点与美国同行的态度相差无几。鲍默在报告中指出，这种趋势已经影响到政府对科学界的投资力度。为扭转这一趋势，鲍默指出每位科学家都有与公众交流与沟通的责任，这一建议也将“科普”正式推向合法化。

 

鲍默报告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成立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PUS），这是一个由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促进会和皇家研究会代表组成的三方组织。该组织为推动公众理解科学展开了一系列计划，包括设立科普人员奖学金、推出年度流行科学书籍奖，及推动科学与妇女机构协作等。这些计划的明确动机是让科学本身带动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即公众越是理解科学，越是会萌生兴趣，反之则越是无知，越易心生反感。除此之外，该计划也会相应地带动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产能效益。

 

在CoPUS的领导的“实现我们的潜能”计划开展下，英国研究委员会也开始着手于公众科学素养的培养，并为相应社区提供科学资金。从前只面向高等科学家的项目，如今也都面向更加年轻的科学研究者。如皇家学会的研究员及博士后成员就被鼓励多去参加各种传媒课程，有些人甚至会花上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去做培训记者和广播员。可以说，鲍默报告的第二个效应，是带动了英国整个科学团体对公众理解科学议题的关注。

 

那么近年来CoPUS的成效如何，英国民众是否如期望那般提高了科学素养？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便开展过对公众理解科学能力的调查，70年代这种调查更是频繁。调查显示，无论美国政府及美国科学促进会开展怎样的活动，效果都不尽人意。1988年，在CoPUS成立后不久，该组织第一次对英国公众进行相关调查，得出的结论与美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只有10％甚至更少的受访者有着相应的科学素养。

 

 

在创办十周年纪念会上，CoPUS委托了一个顾问团队对其“公众理解科学”项目展开调研。顾问报告显示，CoPUS的计划都运行良好，并建议其将部分运行较好的项目交给其他机构，以集中做进一步创新。那么，为何从1996年对1988年之后展开的科普活动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民众的科学素养并没有显著提升？这一问题的矛头逐渐指向了“缺失模式”，即假定“公众无法理解快速发展的科学”。这种模式采用了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交流模式，即科学家按照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知识的流通是在“纯科学”从实验室走出转向公众身边的过程中发生，而科学机构则是掌控这一知识流通的重要机构，他们所采用的科学事实及方法是影响“缺失模式”的关键因素。调查显示，在1988年，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科学感兴趣甚至极有兴趣，但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有着相应的科学知识。两套调查数据显示，尽管CoPUS经过不懈的努力，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在CoPUS之外，另一种更具反思性的方法正在开展。这种方法与社会学、历史学甚至哲学密切相连，认为科学传播并不像“缺失模式”那样单一。布莱恩·魏恩（Brian Wynne）与艾伦·欧文（Alan Irwin）等研究者表示，阐释科学是一项复杂的过程，民众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水平也至关重要。柯林斯（HM Collins）、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也表明，如今的科学过程已然脱离了以往那种“假设-实验-验证”的方法，各种社会调查都参与了实证科学的过程。公众必须意识到，很多“正在形成的科学”是通过科学团体所社会化的，而教科书式的科学则鲜能吸引人们的兴趣。

 

该理论促进了“语境方法”的发展，即以“科学对话”的形式让公众了解科学，在这种对话中，科学家掌握着可用的科学事实，相关民众则拥有本地知识，且对科学抱有一定兴趣。具体操作方法则有协商会议、公众群组对新科学做出评估等，这种方法在上议院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中也得到体现。与鲍默相反，这些科普工作者并不抱怨公众的无知和媒体的低效，而是采用了一种对话、讨论和辩论的方法来展开科普活动。1999年，科学部长塞恩斯伯里（Lord Sainsbury）在BAAS会议上正式宣布“缺失模式已消亡”，预示着科普新时代的到来，那么呈现在大家眼前的PUS新世界又有着怎样的面貌？

 

首先，CoPUS被英国上议院要求重组甚至更名，如更名为“科学与社会委员会”之类，以显示科普新时代的面貌。顾问团队也试图引进专家评估团队、组织圆桌会议，并进行专业咨询对话。但专家们并不想用“科学数据”的缺失来交换，关键还是要抓住导致缺失的原因。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找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最有效方法，毕竟在一个国家可以奏效的方法，在英国也不一定能奏效。

 

另一个警示则是，缺失模式的消亡并非意味着知识缺失的消亡。各大政府在科学领域毕竟投入了大量资金，且科学家与外行人的起点不同，科学知识也绝非是速成的，而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是值得被尊重的。

 

另有一些科普活动则致力于新知识的传授：近日皇家学院在圣诞节期间推出了“弦理论”的系列演讲，BBC解释黑猩猩行为的科普节目也得到观众的认可。科普研究者的各项计划正在紧张进行，相关资金也会用来进一步辅助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项目。

 

 

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还有，研究者在传播科学的同时，需要对既定受众者的知识水平有所了解。他们需要了解公众想要学习怎样的知识，公众学习过后的接受能力，以及该科普项目的导向性发展等。与此同时，科普传播者也应具备一定耐心，即便他们的传授极其鼓舞人心，公众的科学水平也不一定能得到显著提高。因为大部分公众只会汲取对他们有用的科学知识，而将其他冷门知识抛之脑后。打个比方，当调查者经过一段时间再去询问相关民众，电子与原子哪个质量大？能回答上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这就意味着，科学普及的发展总是带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但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知识的掌握往往至关生死。例如，在一次冒险旅行中，知道能杀死病毒的是沸水而非抗生素，这种知识则十分有用。若该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关性过低，那这些知识则很容易被人们遗忘。

 

与基于事实和方法的定义相反，约翰•杜兰特（John Durant）将科学素养定义为“了解科学是如何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正在往新的方向发展：新的科学知识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验证，这也是科学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

 

如果CoPUS将科学传播视为一项有价值的活动来有序开展，那么所传播的科学也需要经过多方试验和多样性测试才能达到安全推广的程度，因为若科学事实未被证实就经媒体传播，势必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几年前在回顾公众对科学现象的理解时，简•格雷戈里（Jane Gregory）和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制定了一个科学传播的“草案”，目的在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真正了解。其中就包括“确定该科学所需普及的地方”，该方案尤其针对那些尚有争议的科学议题，通常是跨越学科边界或影响公共利益的案例。

 

科学史学家指出并实例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同行评审某项科学之前，该科学的最新事实和理论可以定期在公共场合被公众讨论，人们也惯于看到科学家从实验室走向公众生活。例如在早期的皇家学会，民众（尽管局限在绅士内）便是验证最新发现和技术的主要观众。如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就曾将他的疫苗接种理论进行公开测试，媒体也曾关注过此事。

 

另外，这种科学在公众间的遍布有时还会引领各种时尚潮流的传播。例如在维多利亚时期，催眠术及颅相术曾盛极一时，而它们衰落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实证发现它们不过是伪科学。还有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冷聚变科学也时常被人们用来指出科学传播的危险性，但反过来说，冷聚变技术的迅速消亡也正是因为它过早地暴露在了公众的视线前，而不是隐藏在一本晦涩的化学杂志中日渐消损。

 

 

当我们迎来一个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时代，人们必须习惯于科学家对各种科学事实进行讨论。如果人们对科学所带来的潜力及局限性有更清楚的认识，科学必然会带来更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