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食材，它统摄着人类的行动与自我意识的发展。或许，我们今天不再喜欢笛卡尔意义上的“心—身”二元论，但是，对于心灵的丰盈来说，它与身体一样，无法承受资源匮乏带来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的饥饿同样是不能忍受的。精神生活不但消费精神产品（信仰），它也在不断地制造精神产品。科学就是人类创造的满足高级精神生活的产品。联想到中国整体上科技创新乏力的现实，不能不让人产生出一个疑问：科学还需要信仰吗？纵观科学史不难发现，有信仰的群体比无信仰的群体更具有创新性（想想犹太人获得诺奖的比例）。因此，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信仰是怎样影响到科学家制造精神产品的过程呢？换言之，信仰在哪些层面或环节上激发了科学家的创造力呢？如果把信仰看做是由若干子信念组成的思想系统，那么，由“真”、“善”、“美”这三种子信念构成的信仰系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基于此，我们尝试分析构成信仰的这三种要素影响知识产品生产的内在机制。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求真”的信念对于科学活动的影响。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卷，先贤大哲们，筚路蓝缕，一路艰辛地把追求真理作为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对于科学而言，更是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神圣起点与最后归宿。在古希腊时代，以现在观点来看的科学问题都属于哲学问题，先贤们在自然哲学中讨论着宇宙的起源等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言：哲学始于惊奇。亚氏的名言说出了人类探索自然世界的原始动机。好奇心是人类自身具有的诸多本能之一。要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就只能回答人类所遭遇到的诸多问题。亚氏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时刻不忘对于现象背后的形而上思考，由此才有“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温暖之语，这种逼近真理的路向成为后世的楷模。虽然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结论，但亚氏的理论却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精神生活长达两千年之久。如果没有这些理论，那些暗淡的岁月将是多么贫乏。也正是在亚氏的理论基础上，文艺复兴以降的近代科学才有了起飞的第一个平台。而维系这漫长历史的正是无数代先贤们信仰中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
先贤们之所以追求真理，是因为他们相信真理是一种因自身而伟大的力量，人类拥有了真理，也就拥有了一种伟大的力量。科学在求真的路途上总会在“正确”与“错误”的两极之间徘徊，但永远不会停止脚步，这是真理的驱动力使然。科学所得出的结论也时时刻刻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质疑，因为人们相信：在经验的法庭上，没有任何知识具有豁免权。也正是这种宝贵的怀疑精神，才使得科学一直向前发展而从不会迷失在历史的森林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也造就了未来社会的公平理念的扩散。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曾说：我们是真理的孩子，不是权力的子孙。没有人可以垄断真理，科学也不会因为暂时得出了一个合适的结论而止步不前。许多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成果正是在对所谓正确结论给予了毫不妥协的质疑后才得以生发出来。有学者指出，正确对于科学来讲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这句话对真理与正确之间的关系做了最恰当的解释。科学可以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科学永远走在求真的道路上。这就是科学家们心底对于科学所持的信仰。没有了这种信仰，科学早已迷失在人类思想史的丛林中了。
科学追求真理，宗教同样也是真理的拥护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都是复杂而难以定性的。但我们可以从爱因斯坦的观点中看到两者共存的可能性，他认为：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确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冲突、敌视与共存事件。基督教经过彻底的宗教改革后，清教的兴起，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看来，这种变化直接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复兴与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那些经过宗教改革的国家，科学普遍高度发达。或许，我们从克伦威尔讲给孩子们的话中更能体会到科学与宗教的共存是多么微妙：你们要相信上帝但同时又不能把火药弄湿。其实，这正如每所教堂的房顶上都装有避雷针一样。
无论科学与信仰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由信仰指向的求真之路，恰恰为科学提供了一种去蔽的工具。由此，科学才能展现出勇往直前的勇气与创造翻天覆地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求真”始终是科学必须保持的信念之一。一旦科学失去了“求真”的信念，那科学这艘巨轮必将偏离航向，最终无法到达真理的彼岸。
其次，“明善”。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日益从私人领域渗透进公共领域，高度的专业化与分工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问题，历史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伦理上有过如此的纠结与彷徨。哲学家休谟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事实—价值”的二分原则，好像就是为今天的我们量身定做的谶语。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巴伯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质问：科学家对自己的成果负有伦理责任吗？而责任意识恰恰是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它带给整个西方社会以巨大的震撼。原因在于：如果上帝死了，是否一切都是可以的了？在新的伦理观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人们宁愿隐藏上帝死亡的信息。因为，我们的生活无法承受信仰缺席所带来的无根基之感。
今天，科学开始向人类展示了其伟大的精神力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通过高度分工，人类相互陌生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这就是一个脱域的系统，我们依靠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维系着每个人脆弱的本体性安全。
然而，二十世纪经历的两次极其惨烈的世界大战，都有最新的科技成果参与其中，这让人类不得不去反思一个困惑的问题：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都是福祉吗？“核裂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发现，但这个发现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把我们与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器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原子武器。一个个理性的人终于造就了人类整体的非理性的历史。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悲愤地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不道德的。然而，科学研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人类的未来仍处在不确定的状态。此刻，约束每个人的力量只能来自信仰中对于“善”的追求，没有伦理约束的科学将是一场危险的旅行。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在反思，科学家本身更应该反思。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伦理觉醒的时代。
科学研究得来的成果，居然给人类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我们自然会追问，人类还需要科学吗？如果人类还需要科学，那么这把双刃剑需要佩带上什么样的剑鞘？自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已经从“小科学”进入到“大科学”时代。“大科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要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某一个人和某一个学术机构能独立完成的工作了。以华裔科学家丁肇中教授为例，他所领导的AMS计划（阿尔法磁谱仪计划：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的研究团队是由大约16国家和地区的56个研究机构组成的，其中涉及的科研人员成千上万；其二，科学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科学还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担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环境恶化，厄尔尼诺现象肆虐，各种病毒不时的流行和传播等等。面对这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科学必须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们坚持认为在祛魅时代，科学仍需要信仰的理由之一，诚如苏格拉底所言：永远走一条向上的道路。其所暗示的那种道义责任，即走一条追寻美德之路。对于我们这个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度来说，科学亟需的就是“明善”。假如科学失去了“明善”的信念，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处于巨大的不确定与不可靠状态之中，人类赖以生存的伦理底线将不复存在。想想不久前发生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等事件，其最初来源均是来自科技界的成果。任何以危害人类生存或者以邪恶为目的并且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活动，都不能被归入到科学的范畴之中。科学必须以“明善”作为自身存在合法性的伦理边界，任何善念都不能作为交易的筹码。止于至善是一种召唤，因此，科学明善，责无旁贷！
美作为一种信仰要素，其作用在于提升人类对自我的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缺少一种审美的能力，科学行之不远。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信仰的第三个层面：“悟美”。科学为人类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中就包括科学创造的美。艺术家们创作的作品给人以感性之美。而科学家们创造的美则为世界展现了一种抽象的美。伽利略曾说：大自然是一本用数学写成的书，正是这个意思的最好表达。抽象的美只能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感受。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圆形的审美认同，中国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无言”，以及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对于宇宙内在和谐的追求等等，都是一种源于形而上的审美信仰在起作用。
中国科技界缺乏对于审美信仰的追求。在一个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结盟的时代，所有信仰的东西都被以短视的标准来衡量。由此造成了中国科技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怪现象：聪明的短视。为此，我们不妨专门来看几则科学史上与审美有关的案例。古希腊先哲们喜爱完美的观点，从柏拉图偏爱“圆”这件事上就可见一斑。柏拉图认为天空中的星星的轨迹都是符合完美的圆形，而“圆形”是典型的完美图形，它体现出的美就是简单而有序。麦克斯韦把电与磁的复杂关系完美地融入到了四个方程中，这又很完美地体现了另一种科学之美：统一而和谐。科学史上还有许多案例都表明，对于美的追求促进着科学的发展。开普勒相信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我从灵魂的深处证明它是真实的，我以难以相信的欢乐心情去欣赏它（哥白尼的日心说）的美。开普勒正是在这种悟美的信念下发现了开普勒三大定律。科学史上还有一个关于“对称性”的经典案例。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狄拉克，在没有任何科学实验证实的基础上，他坚信自然界既然有带负电的电子，那么也一定会存在带正电的电子。后来的科学实验证明狄拉克的猜想。正电子与负电子不恰好是对称性的一种完美体现吗！在爱因斯坦的后期科学研究中，他一直期望建立他所认为的大统一理论。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可见，他对统一性的追求贯穿了他整个的科学生涯。我们之所以追求美，是因为美可以给我们带来无功利性的愉悦，这正是康德提出的著名命题。另外，一旦人的内心中有一种明确的审美标准，就会形成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的认知。比如爱因斯坦在理论选择中对于简单性的偏爱，就是一种源于审美的形而上判断力在发挥作用。相反，缺少审美判断的人则无法做出最好的选择，同时也无法实现对于自我的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们正是感悟科学之美的最佳人选。正如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所言：科学所表现的是那种深奥的美。科学所体现的美在于：简单而有序，统一而和谐。科学寻求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纷乱而复杂的自然世界背后所隐藏的特定规律，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判断力的最高表现。
科学之美，还有一个层次体现在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深层次热爱。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系统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状态；大气污染，河流干涸，动植物的种群逐年减少。人类在利用科学成果不断地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自然。当天空不再湛蓝，河水不再清澈，空气不再新鲜，鸟儿不再歌唱，当夜晚的天空被霓虹灯覆盖而看不见一闪一闪的群星，当大自然失去了感性之壮美，那科学的理性之美又从何而来呢！热爱大自然是一切审美的基础，由是观之，“悟美”是科学的一种源于本质的风骨。科学悟美，春暖花开！
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需要和信念融合在一起。就像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名著《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人类用科学的方式去探索和认知头上的星空及其他未知领域，与此同时，在人类内心当中也要坚持保有永不凋谢的“真”、“善”、“美”的信仰，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谈论文明，并为文明背书！人类的未来才可昌明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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