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磁学一代宗师——陈宗器
（一） 我对陈宗器先生的了解，可以从一张大字报说起。那是1957年，地球物理研究所领导开展整风检查，对领导有意见会上提外，还可以写大字报。当时有大字报说到的白家疃地磁台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不符合勤俭办科学的精神、有浪费。意见是针对主持台站建设的副所长陈先生的。当时我在所办公室工作，让我参加群众意见收集和梳理工作。我到所一年多，对地磁台很陌生，对陈先生也没有什么了解。他虽然是副所长，但多数时间在科学院办公厅和管理局上班，每周仅1～2天回所。回来就在他主持的地磁研究室处理事务。为了大字报的事，我请教了朱岗昆先生，我和他曾在一个党支部一起开过会，有些接触。他给我讲了建地磁台的要求和特点。我还去了一趟白家疃。走进院子，就像进了一座小花园，各种树木、花卉、草坪，使人很舒畅。观测仪器安装在地下室，上下四周都不能有铁磁物质。所有建筑材料都要磁性检测、房屋家俱连一颗铁钉都不许有。种些草、种些树，以免泥土裸露。种果树更是经济实惠。 台上工作人员说陈先生建台有长远打算和国际眼光。观测资料要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IGY 1957-1958）的资料交换。白家疃是我国的一个标准台（1952年筹建1957年出观测报告），在陈先生规划下还有几个台也要参加IGY计划。拉萨台（1956年筹建1957年出报告）、广州台（1954年筹建，1958年出报告）、兰州台（1955年筹建，1959年出报告）、武汉台（1956年筹建，1959年出报告）、乌鲁木齐台（1965年补建，1978年出报告）、长春台（中科院长春综合研究所1951年筹建，1957年出报告）再加上海佘山台（1874年外国教会举办，1949年陈先生主持接办）以上共八个台，形成我国的老八台。在我国地磁研究中起了骨干作用。在国际上也受到高度评价。1985年获得“国际地球百年观测纪念”金奖一枚（上海佘山）、银奖七枚（北京白家疃、拉萨、广州、兰州、武汉、长春、乌鲁木齐）老八台的获奖也是对陈先生开创的地磁观测事业的充分肯定。目前我国地磁台已发展为35个，陈老先生如在天有知、更会感到欣慰。 （二） 时间可以追溯到1935年，陈先生在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开始了我国的地磁测量工作。1936年他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地磁测量，测点16处。这是中国人自己进行地磁测量的创举。抗日期间1940年，他留学回国，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南迁。1941迁到广西桂林良丰，他负责筹建雁山地磁台。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陈先生带领陈志强、吴乾章等前往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进行3个月的观测。这是我国首次日全食的地磁观测。随后又对福建省进行地磁测量共13个点。 1944年日军南侵，物理所迁至重庆北碚。陈先生在北碚建临时地磁台观测，还带领刘庆龄、吴乾章、胡岳仁等对北碚地区进行详细的地磁测量，测15个点。1946年4月至9月，陈先生带领刘庆龄、胡岳仁等对四川省进行16点地磁测量。1946年9月到1947年3月，陈先生派胡岳仁等从四川沿江而下，直到吴淞口共测21点，1947年4月至8月又派刘庆龄等测量东南沿海和南海永兴岛、太平岛共10个点。本文罗列了多年多次地磁测量的测点，似乎有点不厌其烦，但这生动体现了陈先生不论在战乱中还是抗日胜利后，他总是把握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前无古人的地磁测量。尽量多掌握资料，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积累更多的科学数据。默默打基础的大师风范，令人十分感佩。 1957年前后，曾有人说陈先生领导的地磁组，不搞研究只搞地磁台和地磁测量。陈先生的学生徐元芳说“地磁台和地磁测量是研究的基础，不打基础用什么地磁资料，怎样研究？事实上陈先生当时已指导我作佘山台1909年—1944年和南半球同一纬度的澳大利亚watheroo地磁台1919—1944年的地磁资料进行地磁场的长周期变化分析研究。依照陈先生与刘庆龄1948年（磁偏角长期变化与太阳活动的关系）一文中的分析方法，将两个台六个元素进行资料处理，并绘制出曲线图，完成了计算工作。” 陈先生说：“利用地磁台记录和野外测量的大量数据，进行地磁场及其长期变化的研究与地磁短期变化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是研究地磁科学的主要任务”。 地磁测量仪器，过去一直是国外进口，陈先生由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着手自己研制。到1957年，陈先生的团队已研制出多种先进测量仪器，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都凝聚着陈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 （三） 1957年地球物理所高级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傅承义先生（学部委员）说：“我对陈先生极为尊重，解放前夕，陈先生要我们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现在看来是留对了”。 1948年冬到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当权者令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各研究所迁移至上海，准备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地磁部分由陈先生主持，于一年之前已合并到气象研究所，陈先生与所长赵九章志同道合、配合默契。他俩都非常痛恨旧政权的黑暗腐败，认为国民党独裁统治大势已去，去台湾肯定没有出路。气象所被迫迁至上海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及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均逃离上海。陈宗器被上海各所公推主持驻沪办事处工作。陈先生临危受命与各所领导一起抵制迁台，坚持留沪不动。组织各所在岳阳路和长宁路看好院区大门，加强巡逻，以保护科学仪器和职工家属安全，免遭国民党军滋扰破坏。陈先生还参加了上海各大学校长联谊会，互通信息、相互声援，做些护校、护所的应变准备。 1949年4月30日，竺可桢由杭州来到上海，他是应教育部长杭立武几次电催、来沪有要事相商。当时铁路运输十分混乱，下车拥挤不堪，竺可桢只得从车窗爬出，出站时因无上海居住证明受到盘查，只得电话陈宗器。陈立即去车站接，下午3时，陈又陪同竺去见杭立武。所谓“要事”乃是要竺立即去台湾或广州，竺不以为然。5月6日竺路遇蒋经国。蒋又要求竺去台湾，竺婉言以对。5月19日杭立武从广州电催“速乘机飞穗”竺仍不予理会。 5月3日，杭州解放，交通中断，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已无法回杭州了。陈一直敬佩竺的崇高学术威望，在地学、地理学、地磁学、气象学等方面长期受到竺的指导，俩人之间充满浓浓的师生情谊。陈特别关注竺的安全，安排食宿于岳阳路230号，时常陪伴左右。 竺可桢是中央研究院1928年创建元老，是首任气象研究所长，在竺的精心筹建、培育下气象所成长壮大。抗日以来，竺任浙江大学校长，全身心忙于校务，气象所长一职仍在兼任。直到1947年在竺推荐下才正式任命他的学生赵九章为所长。竺可桢鲜明的政治立场更坚定了陈宗器，赵九章及气象所全体同仁留下的决心。 气象研究所和中研院在沪各研究所平安留在上海，迎接解放，陈宗器功不可没！这就是傅承义先生对陈先生“极为尊重”的缘由、傅先生也说出了许多有同样经历的科学家的心声。 （四） 解放后，科研机构也是百废待兴，陈先生一心为公、顾全大局、不拘泥于个人学术专业，听从党的安排，先后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南京办事处主任、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管理局长等职，做了大量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体现他一心为党的觉悟，1956年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年他58岁。 陈宗器为中国科学事业，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奋斗几十年，秉性不移。早在他31岁时，1929年10月参加了中国西北考察团。以后又参加绥新公路查勘队。到1935年2月，在长达5年多，足迹遍及内蒙、甘肃、青海、新疆；额济纳、祁连山、柴达木、罗布泊等荒无人烟地区，经历断粮断水、恶劣天气、沙海迷路等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展了天文、地理、水文、气象测量；研究了河流、湖泊、生态的变迁。陈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开展了我国西北荒原地球科学事业。 在他几十年科研生涯里，不论是战乱还是平时，是研究试验、干部培养还是领导管理。他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事必躬亲，没有丝毫懈怠，直到他60岁时，终于积劳成疾，1958年12月他动了大手术。养病不到半年，又马不停蹄地忙起来， 小车不倒尽管推。1960年3月4日终于沉疴不治，一代宗师倒下了！鞠躬尽瘁！年仅62岁。 人们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太辛苦了！太累了！陈先生是累死的呀！ 56年过去了。陈先生的爱国敬业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陈宗器的个人经历
陈宗器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地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一生，不论在西北科学考察，还是在其他的科研工作中，不为名利，兢兢业业地、出色地完成各项科研任务，为我国的地球物理事业，特别是我国的地磁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宗器相关科学成就
参加了斯文赫定为首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29—1934年间深入大西北从事野外考察，沿线进行了地形测量，并精确测定了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他开创了中国的地磁科学事业，建立并领导了若干重要台站。他与刘庆龄发表了《中国地磁测量结果之初步报告》等著作。后期从事科学管理与领导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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