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政府撤走了所有援华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中国西北部某基地正在帮助中方进行核武器研究的苏联科学家，也很快被苏联政府强行安排撤离。这一事件曾在短时间内给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中国科研人员在整理苏联专家留下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份绝密电文。
密电是一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苏联专家留下的，他在电文中写道：我们离开了，但你们还有王淦昌。
谁是王淦昌？居然连苏联专家也知道他的大名。
神秘的失踪事件
1958年，一支从朝鲜战场凯旋的英勇之师正走在回国的路上，突然接到一个特殊指令，从而改变了行程，绕了一个大弯开始向中国的西部挺进。当时中央的命令是：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新的任务，不准打听到哪里去。这样一支军队，就突然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许多年后大家才知道，这支神秘的大军被调到了中国西北一个神秘的无人区——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心。当时许多援华的苏联专家也悄悄来到这个西北荒漠，帮助中国进行核方面的研究。
苏联专家的突然撤离使新中国的第一次原子弹研究几乎陷入了瘫痪。还好，有那封密电，还好，有王淦昌。
1959年，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王淦昌领导着这个中苏联合研究小组在核试验中，首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并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当时就有人预言，不用多久的时间，王淦昌将把世界最高物理学的奖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收入囊中。
就是这样一位被世界科学界认为极有前途的天才科学家，却突然神秘“失踪”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其实，王淦昌的“失踪”和前面那支部队一样，都是因为同一项研究。
彼时，苏联专家的突然撤出导致我国的核研究团队突然遭到架空，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正好接近尾声，他突然接到国内发来的紧急指令，临危受命，赶回祖国。
刚到北京，他就被安排与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刘杰以及老同事、老朋友钱三强会面。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他三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即刻参与中国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刘杰部长的开门见山让王淦昌觉得很为难，因为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也许就能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那将是划时代的突破，更有可能是问鼎诺贝尔奖的突破！这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
但是祖国这个时候需要他，国家也没有时间等他去实现那个触手可及的个人梦想。
经过艰难的抉择，王淦昌服从祖国的安排，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份任重道远的任务，没有和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僚告别，就前往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去了。
因为核武器研究是当时我国的最高机密，刘杰部长要求王淦昌不能再继续使用“王淦昌”这个被科学界熟知的名字，而要用一个假名，在国内投身于隐姓埋名的研究和生活，还必须跟他原来留学的德国、他的学生所在的美国等外界断绝一切往来，同时保证不泄露任何关于核武器研究的机密。
王淦昌脱口而出：“那我就叫王京吧，我姓王这是祖宗给的姓，京就是北京的京，代表我的祖国。”
就在世界科学界寻找这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的时候，化名王京的王淦昌正随着解放军的军车，一路颠簸着向西北大漠的深处挺进，目标只有一个：核武器研制工程。
在西北荒漠深处的核研制基地，中国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王淦昌的学生邓稼先曾这样称呼当时的三位核武器研究负责人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三尊大菩萨。
1967年12月，聂荣臻副总理（中）、王淦昌（左）和朱光亚（右）在我国西部核试验基地
“三尊大菩萨”之一的王淦昌是核武器研究基地岁数最大的科学家，主要负责核武器的实验工作。
王淦昌曾经说：科学虽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贫穷落后，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为她服务。
包办婚姻下的热血学者
1907年5月18日，王淦昌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现为常熟市），他的祖父是地道的农民，父亲精通医术，是当地有名的郎中。但在王淦昌4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离世，13岁时母亲也一病不起，离开了这个世界。幼小的王淦昌一下子成了孤儿。
孤儿王淦昌曾经一度靠放羊来维持生计、补贴生活，但王淦昌的外婆是一位有远见的老人，她鼓励王淦昌去读书，就算孩子没有了父母，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外孙成为放羊娃，中国不缺放羊娃，但是缺少有学问的人。正是这位江苏农村老人的淳朴思想，使得王淦昌脱离了放羊娃的命运。但是，也正是这样淳朴的思想，让这位支持王淦昌读书的外婆早早为他定了一门亲事。给孩子定个娃娃亲，在当地是一种习俗，但是在后来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新思潮下，这种青梅竹马的娃娃亲，变成了受人非议的封建包办婚姻。
一路从小学读到清华大学的王淦昌，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后，思想上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别的同学都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甚至有的女同学为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而选择离家出走，男同学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而王淦昌门当户对年长他3岁的妻子吴月琴却在王淦昌读大学4年间为王淦昌生了3个女儿。王淦昌曾一度反思自己接受外婆安排的包办婚姻是否是一个错误，但妻子吴月琴的温良和善，对老人的孝敬、对王淦昌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王淦昌欣然于这段“封建制的包办婚姻”。
王淦昌和妻子吴月琴相濡以沫几十载，妻子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他的事业。当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时，周恩来总理还专门调派吴月琴和王淦昌的小女儿去苏联，陪同王淦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正是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王淦昌和同事们一起潜心研究，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在研究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在他隐姓埋名投身于核研制期间，他的家人始终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他的女儿曾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有些邻居问我父亲到哪儿去了，我母亲说父亲在信箱里。”
做学问不能没有血性，有血性才能做学问。
王淦昌在54岁时回国，隐姓埋名去研制核武器，与他年轻时的热血性格是分不开的。1925年，刚刚来到上海读书的王淦昌就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游行，抗议日本人残杀中国军民的“五卅惨案”。当他们拿着传单走到英租界的时候，英国巡捕冲出来驱赶游行的学生。王淦昌不幸被一名印度巡捕抓住了。
王淦昌质问道，“我在自己的国家发传单抵制日本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印度巡捕答道：“这里是英国租界。”
王淦昌义愤地喊道：“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在为祖国的命运拼搏，你却在为侵略者效劳。若此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会去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吗？”
王淦昌以流利的英语雄辩，让印度巡捕无话可说，等到了远离巡捕房的无人之处，这名尚有一丝良知的印度巡捕悄悄地将王淦昌释放了。
来到清华大学读书的王淦昌依然满腔热血，当时日本人为了侵华正在积极准备，又一次把军舰驶入中国内河，遭到驻扎在大沽口的中国军队炮击。于是，美英法日等多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开放天津入海口至北京的全部内河河道，不准设置炮台。
激愤的中国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一味崇洋媚外，欺软怕硬，当学生们走向总理府时，卫兵却向学生举起了枪！
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一起走在街头的王淦昌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学被打死，北师大的女生也倒下了一片。
当晚他来到老师叶企孙的家里，向老师说起白天的经历。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
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话所打动，他开始深刻感受到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也开始将科学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老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梦想和追求方向。
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作为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王淦昌考取了当年的江苏省官办留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王淦昌在德国的导师迈特纳女士是当时被爱因斯坦称为“比居里夫人”还要有才华的女科学家。
在德国的学习，极大地激发了王淦昌生命中的创造力。一次，王淦昌在参加物理研讨会时，对一个实验产生了疑问。有人通过实验证明，用钋释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会产生很强的贯穿辐射，并将其解释为γ辐射。但王淦昌认为，这个结论有问题。通过改进计算方式，重复试验，可能会找到真相。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师，老师却摇摇头说：“你别胡思乱想了，先去完成我布置的实验吧。”不久，他再次提出请求，老师依然拒绝说：“你是我的学生，怎么能重复别人的实验呢？”王淦昌只好放弃。
直到两年后，英国人查德威克用王淦昌所设想的方法找到了中子，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迈特纳听说后，主动来向王淦昌道歉。王淦昌说：“这不能怪您，是因为我没坚持自己的想法。”
浙江大学的“娃娃教授”
在德国留学四年后，王淦昌回到了祖国，在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这一年他才27岁。被同事和学生亲切地称为“娃娃教授”。
就在王淦昌准备回国大干一番的时候，侵华战争开始，浙江大学被迫迁往内地。王淦昌失去了进行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最佳机会，开始在颠沛流离中度日。
在浙江大学转移到贵州遵义时，王淦昌的小女儿降生，由于家里食不果腹，没有奶水喂养孩子，为了补贴家用，王淦昌养了一只小羊，每天上课带着小羊一起去，下课了牵着小羊去山上吃草。学生们背后都叫他“牧羊教授”。
多年后他的学生回忆，大家当时都以为王淦昌很有钱，因为抗日之前，浙江大学教职工的工资很高，物价很低，一个教授应该颇有些积蓄，即使转移到贵州也不至于吃不饱饭，可是王教授怎么会生活得这么苦，还需要养羊来补贴家用呢？可是慢慢地，学生们才知道了王淦昌清贫的真相。
王淦昌在授课
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淦昌和另一个浙大同仁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抗日。王淦昌把家里的金银珠宝，甚至妻子的陪嫁首饰都捐出去给军队买枪炮抗日了。
“娃娃教授”“牧羊教授”王淦昌在抗日期间身边还藏着一个宝贝，就是当时全亚洲唯一的一块“镭”。当他离开德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忘记科学救国的理想，不远万里用铅盒带了一块“镭”回到中国。
据后来王淦昌的儿子回忆，抗战期间，每一次空袭警报响起，别人都是急急忙忙去拿家里的金银细软躲进防空洞，父亲是二话不说，总是第一时间拿起那个装着镭的小铅盒往防空洞跑。
尽管是烽火年代，在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里，王淦昌也坚持研究，不能亲自去做实验，他就将自己对实验和核物理的理论进行整理发表。
1942年，王淦昌将自己关于发现中微子的方法和建议，写成了两篇论文，发表在美国著名的《物理评论》杂志1942年1月刊上，论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世界物理学界的震惊。
王淦昌的论文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阿伦（J.S.Allen）立即按照王淦昌的方法和建议进行实验，并很快取得了肯定结果。两个月后，即1942年3月16日，阿伦把他的题为《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的论文寄到《物理评论》，并在该刊1942年6月发表。该实验也一度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
近些年，杨振宁教授曾多次谈到，王淦昌—阿伦实验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确切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实验。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中微子存在，也证明在核范围内能量和动量都守恒，为费米理论提供了巩固的实验基础。
身处战火中的王淦昌还预言，谁发现中微子，谁就将获得诺贝尔奖。这个预言在1995年被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实现，而莱茵斯探测中微子的测试方法，用的正是王淦昌—阿伦实验方法。当88岁高龄的王淦昌听说美国人用自己50年前文章中设计的方法探测出中微子并获得了诺贝尔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
王淦昌道：“这本来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只是当年中国正被日本侵略，我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具备实验和研究的条件。”
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不禁感到一丝忧伤，这已经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
造成这一切的结果，是该归咎于日本的侵华？还是该归咎于当年的中国太羸弱？话题再次转回到叶企孙先生的话，“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所幸，王淦昌从来没有放弃对科学的追求，不仅在不断地转移颠沛中教书育人，也一直在钻研原子核的理论研究。值得欣慰的是，王淦昌对验证中微子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在世界科学史上还是得到了首肯和认可。继1943年王淦昌的工作被美国《现代物理评论》称为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之一后，1947年，王淦昌被授予范旭东奖金。第一届范旭东奖金授给了著名化学家、制碱专家侯德榜。王淦昌是获此奖项的第二人，也是最后一人。1946年，王淦昌被载入美国所编的百年来科学大事记。竺可桢在1949年初的日记中写道：“近美国‘科学促进 ’ 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出百年来科学大事记，中国人能名列其内者只有彭桓武与王淦昌二人而已。”
以身许国，不计个人得失
王淦昌接受了刘杰部长和钱三强的委派，离开了国外条件优越的研究室，一头扎进了中国西北的大漠胡杨之中。
一开始，核爆实验室设在京郊的长城脚下，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王淦昌领导的实验小组基本掌握了核爆数据。
1963年，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前往西北荒漠中的核实验场，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条件异常艰苦，许多年轻人都叫苦不迭，何况他还是当时年龄最大的科学家。
王淦昌扛住了生活上的艰苦，投身核武器研究第一线，每次实验他都亲力亲为，亲临实验第一线，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和大家谈论交流，熟悉每一个技术环节，审核每一次实验数据。在他的严格要求和亲自指导下，核爆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次去广州开会，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问王淦昌：“你的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说 ：“还有一年。”陈毅高兴地说道：“好呀，你的这个东西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以后腰杆子也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爆成功。新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也有核武器了，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任人欺侮，我们要做东方的巨人！
时隔两年八个月，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我国终于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时间跨度最短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可是王淦昌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在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后，他又领导大家进行了3次地下核爆实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79年，王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努力奋斗30余年，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1980年，他和多位科学家联名提出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的“863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后，王淦昌身兼数职，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阵地还是在原子能所，所以他还继续留在所里领导一个研究小组，进行核聚变的研究。
“巴甫洛夫活到80多岁还在搞研究，我还可以搞很多年研究。”王淦昌经常这样对身边的人说，他要活到老研究到老。
王淦昌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2003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永久编号为14558的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
从此，在浩瀚的宇宙当中，王淦昌拥有了一个永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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