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茅以升1916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当时称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教授、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及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北洋大学校长、中国/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

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第一、二届主席的桥界泰斗茅以升先生，一生钟情于桥梁、谙熟于“桥经”。对于“桥”的意义所作的理解和引伸，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曾说：“要说桥，它的含义很广，有物质的桥、精神的桥、友谊的桥。”他还有许多寓意深刻、富于哲理的“桥话”，堪为后世学习的典章，也是他辉煌一生的形象概括。他说：爱国――心路之桥、奋斗――征途之桥、热诚――友谊之桥、科教――兴国之桥、科普――育才之桥。在他的晚年以极大的精力进行科普活动，令后辈人受益和敬佩。 

爱国-征途之桥。茅老是一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动力就是热爱祖国，抗战前后他对钱塘江大桥的建桥、炸桥、复桥的史迹，就是最充分的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余年峥嵘岁月里，他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矢志不移的追求，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当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楷模。

他特别关心祖国的统一，并为之默默工作，他在世时常说："台湾和大陆应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奋斗。"为了台湾的回归，他对在台湾的许多老友、学生、相知，做了许多工作，为架设祖国统一的桥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科普-育才之桥。茅老学术精湛、著述颇丰，除专业著作外，写了大量的科学读物，如《五桥颂》、《二十四桥》、《人间彩虹》、《中国的石桥》等，毛泽东称赞茅老说："你的《桥话》（载于是1963年〈人民日报〉）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呢！"这些科普读物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成为了毕生的志愿，据统计，从1978年到达1981年之间，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先后为孩子们做报告30场，直接听众6万人，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科普文章，1985年，他亲手给中小学生复信30多封，极大地鼓舞了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热诚-友谊之桥。有人问老茅，你为什么长寿？他笑着说："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多。"茅老的朋友，上至高龄学者，下至6岁幼童，情达海外友好。在茅老的客厅里经常有许多客人聚会，以青少年居多，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晚上来造访，向他请教有关学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不仅非常仔细地给解答，而且还当场为他拟就了一个必读的书目，那青年人十分感动，他也感到一种满足。1985年他曾同一位9岁的小学生背写圆周率小数点头100位数的速度，并意味深长地说："圆周率后面的数字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不满足现状，要不停地努力向前。"

茅老还是一位沟通海内外友谊桥梁的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访问过14个国家，他每到一处都接交了不少朋友，他长于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来宣传我国的成就，为祖国争取了许多友人。

探索-未来之桥。在谈到未来的桥梁时，他说：“明天的桥一定会造得更美好，人们到野外游山玩水，随身就可以带上如同携带雨衣一样的‘袖珍桥'，这种‘袖珍桥'也许是用一种极轻、极软、强度极高的特殊塑料制成的极薄管子，预先造成桥的形状，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身边，遇到小河时把它打打气，就架起一座桥"茅老对明天桥梁的预言是美好的，也一定能够架起人间无数的彩虹。

“东方康奈尔”桂冠的由来

　　“1984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茅以升先生亲自打来的。”89岁高龄的唐山离休老干部李汉时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他说想到石家庄看看赵州桥——茅老那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国家领导人，但他没有找省政府接待，而是以交大校友的身份来跟我联系。”回忆这段往事，李老不仅记忆犹新，而且颇为自豪。

　　李老口中的“交大”，指的就是唐山交通大学。

　　在中国，知道茅以升的人不少，可知道茅以升与唐山以及唐山交通大学历史渊源的就不多了。

　　作为目前在唐“老交大”健在校友中为数不多的与茅以升有过交往的人，李老告诉记者，1916年，茅以升从唐山交通大学的前身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研究生，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因此茅以升也成为唐山交大历史上“最重量级”的校友之一。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大前身)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年年考第一。”音乐家茅于润在《我的父亲茅以升》一书中对父亲的介绍，也佐证了李老的说法。

　　在唐山学习期间，茅以升极为勤奋，仅整理的笔记就达200余本，近千万字，这些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高。在校学习的5年中，茅以升每次大考都是全班第一名，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这在向来以考试严格著称的唐山路矿学堂历史上极为罕见。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专门以上工科学校成绩展览评比，唐山路矿学堂以茅以升等2人的作业参展，结果在70多所高等学校中名列第一。

　　茅以升的学生、唐山交大“四少”之一的李汶教授生前曾在一篇回忆录里颇为自豪地记叙老师留学时的趣事——入学时，洋教授们怀疑这位中国学生的学业水平，表示他必须经过注册考试方能决定是否录取。校方首先考了茅以升的大学课程，成绩为“特优”，再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又是“特优”，比美国最优秀的学生还要好！茅以升这才顺利成为桥梁专业的研究生。

　　仅仅一年之后，茅以升捷足先登，一举拿下硕士学位。毕业典礼上，康奈尔大学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当时唐交校名)来的研究生，一律免试入学。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21年该校更名为“唐山交通大学”之后。

　　唐山交大也因此赢得了“东方康奈尔”的美称。而茅以升这位为唐山交大赢得殊荣的杰出校友，在其后的岁月里，更曾四度出任母校校长。

　　事实上，在唐山交大毕业生中，成绩优异的茅以升虽然出类拔萃，却绝非孤例。在1937年庚子赔款留学考试中，除清华大学考取1人外，其他7个名额全部为唐山交大毕业生考取。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工程先驱杜镇远、赵祖康、胡博渊、李温平、侯家源、庆承道，著名科学家黄万里、林同炎、林同骅、周惠久、张维、严恺、钱崇澍等都是抗战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