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一首《赏牡丹》，十足道出了人们对牡丹的喜爱。 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花卉植物，牡丹被誉为“百花之王”，在唐、明、清三朝曾被当做“国花”，在历史上很早便融入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然而开始的开始，它却并不是作为观赏花卉而存在的，而是靠才华——产出丹皮“吃饭”。牡丹药用可追溯到秦汉，当时被列为上品，是名贵的药材，秦汉时的医书《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牡丹的记载。此后的《华佗神医秘方》和《本草纲目》等医书中，均详细地记载了牡丹的药用价值。 牡丹的根皮为中药丹皮，其主要药用成分是丹皮酚，牡丹的药理用途十分广泛。 据统计，我国有1300多个药方涉及到丹皮，它是诸如“六味地黄丸”等著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另外随着丹皮消炎、抗过敏、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祛斑美白等药效的不断发现，其应用范围正不断向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延伸。当然对于吃货来讲，牡丹的食用方法更加重要。早在五代时期，在《复斋漫录》中就记载了牡丹花的食用方法。明清以后，牡丹食用品的种类日益增多，应用牡丹花制作的糕点、花酒、菜肴和茶的方法逐渐完善起来。到了现代，经过有关科研机构、医学专家、烹调专家的精心研制，选用牡丹的根、茎、叶、花为原料，经上浆、烹炸、浇汁等工序，烧制成了“牡丹菜”系列，进一步将牡丹的食用功能发扬光大。 既然牡丹是以药用起家，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了它的美呢？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皮日休《牡丹》 牡丹是芍药科芍药属植物（明白为啥牡丹、芍药长得如此相似了吧），人们一直以群花之中牡丹为最，故又冠之以“花王”的称谓。 秦汉之时，作为药用的它，木芍药和牡丹两个名字几乎同时出现，其中木芍药之名大约延续到唐代，在此以后，牡丹的名字最终被确定下来，并延续至今。东晋，牡丹作为观赏植物进行栽培，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到了隋代，牡丹栽培的数量和范围开始扩大。古籍《海山记》载：“隋帝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洛阳）……易州进二十箱牡丹”。以进入皇家宫苑为标志，牡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为牡丹的迅速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牡丹在国都长安逐渐兴盛起来。唐人崇尚牡丹达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的程度，除宫廷御苑栽植牡丹外，道观寺庙、富豪宅院以及民间皆遍植牡丹。此时不仅牡丹花色品种多了，而且还出现了“双头牡丹”、“重台牡丹”和“千叶牡丹”等奇异而又珍稀的品种。唐代自武则天始，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是牡丹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同时也是中国牡丹发展的黄金时代。 北宋是中国牡丹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此时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他的《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 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这段时期出现了千叶黄花的“姚黄”和千叶肉红花的“魏紫”等十分珍贵的品种。 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南移，四川天彭（今彭州市）、浙江杭州等地成为栽植中心，陆游在他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道：“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于是天彭遂有“小西京”（洛阳也曾被称为西京）之称。元代，由于社会变化，牡丹栽培处于低谷，直到明朝建立后才有改观。 明代是牡丹栽植的繁荣时期，栽培中心转移到亳州、曹州等地，明·薛凤翔在他撰写的《亳州牡丹史》中记述了150多个牡丹品种的形状和颜色，并总结栽培管理经验，写了《牡丹八书》，从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在黄河中下游牡丹栽培盛行的同时，甘肃临夏、临洮、兰州一带牡丹栽培也发展迅速，并形成了当地特有的紫斑牡丹品种群。明末清初，牡丹发展受到影响，到清康熙年间又逐渐恢复，从康熙到咸丰的200年间，又是牡丹栽培的一个昌盛时期，广东东昌县曾报道过一棵清乾隆年间从洛阳移来的牡丹，时隔20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能开放。 在牡丹一千多年的栽培史中，人们培育了数以千计的牡丹品种。除按花色、花型分类外，人们也常根据花期的早晚、植株的高矮、当年生枝条成长量、香味浓淡、用途等进行分类。如今，我国作为世界牡丹的发源地，拥有所有8个野生种和1000多个栽培品种，遍及除海南省外的所有地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吉祥文化、喜庆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而牡丹繁荣兴旺、富贵吉祥的文化内涵恰恰与此相吻合，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并涌现出许多以牡丹为题材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以及其它艺术品。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牡丹诗词约有10000余首，与牡丹有关的小说、戏剧、影视、故事传说更是不胜枚举。此外，牡丹的形象也以各种形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被广泛运用于建筑装饰、衣物服饰、生活用品、流通货币、窗花剪纸……可以说，牡丹被融入到了我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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