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习惯将19世纪前期称作摄政时期（The Age of the Regency），将19世纪后期称作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在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家被认为是英雄。科幻小说和科学教科书都将科学家塑造成充满力量、权威的形象，自然的力量都可以为他们所用。在这些书籍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写的《时光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的《科学先驱》（Pioneers of Science）较为有名。科学家受到公众的尊敬，后期又涌现出许多做出伟大功绩的人物，如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
男性科学家受到性别歧视
著名历史学家安·胥堤尔（Ann Shteir）认为，19世纪时科学的职业化确保了男性的主导地位，同时排除了女性参与科学研究的可能。这种职业化是一种文化的进程，形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科学家的一种稳定和权威的固定形象。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副校长希瑟·埃利斯（Heather Ellis）在《1831年到1918年间英国的男子气概和科学的关系》（Masculinity and Science in Britain, 1831-1918）一书中写道，19世纪的男性科学家形象并不那么阳刚。历史学家们一般主观相信科学家充满自信的公众形象。事实上，许多这一时期的著名男科学家被认为是柔弱和怯懦的。
汉弗里·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曾就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他发明了著名的矿工安全灯。但是在1824年，《化学家》（The Chemist）杂志的一位作家发文称其为“当今世界最优雅的不务正业的人”。这位作家还称科学界的一些其他有名人物为“服装华丽的哲学家”（dandy philosophers），他们的最大抱负是“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面出风头”。
为什么男性科学家会受到这种性别歧视？从当时知识和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可探知一二。在当时，科学在学术界并不占首要地位，在早年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且这种重视程度还在不断下降。推而广之，科学家缺乏文化权威，被认为是隐居和没落的人。
对男性科学家怯懦的指控也与当时对男子气概的定义发生变化有关。摄政时期的男子气概是倾向于崇尚富有、时尚的贵族风格，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的定义渐渐变成更严肃、突出个人功绩和特点的气质。这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男子气概的定义发生变化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男性科学家希望自己可以具有贵族气质。英国科学进步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BAAS）成立于1831年，在其成立后的前十年，会员中至少有六个不同部门的主席。能加入这个协会是贵族的象征，在其年度会议时，都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和球类运动。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公众对男子气概的定义从贵族风格转向更明确的中产阶级风格，男性科学家为了具有贵族气质而做的努力，使得他们受到性别歧视。在1839年，泰晤士报（The Times）发表过这样一篇对英国进步协会已故哲学家的悼文：
“你走了，去往自己的学术天堂；在那里，希望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不是跟以前一样，只是吃吃喝喝，向人们表演优雅的言谈和动作。”
19世纪中期，新一代男性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达尔文和进化论学者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不断接受新的精英论的男子气概理念。然而，他们也受到了关于怯懦的指控，只是原因与上一代科学家不同。
戴维爵士因其贵族般的生活方式和浮华的装扮受到人们的嘲笑。像达尔文和赫胥黎这些新一代科学家，开始在私人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比如在自己的家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协助他们。这样隐私的举动也使自己被公众认为是怯懦的。赫胥黎甚至把家比作避难所，与外面整日辛苦劳作、互相竞争的男性相比，家是十分舒适的场所。
科学变得至关重要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对男性科学家的阳刚之气的质疑才逐渐消失。有史以来，英国政府第一次果断地与科学家合作，资助科学研究。在战争过程中，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公众不得不承认，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获得胜利的关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男性科学家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寻求更大的认可和长期的政府资助。从此，以男性科学研究者为主要力量的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的位置也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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