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画小史之手绘新发现
今天咱们换个顺序，先来欣赏一组美画：
这些画的创作者是一位名叫悉尼·帕金森的英国画家，画的是南半球的动植物。
帕金森同学可不像丢勒画犀牛那样（回复数字208即可查看丢勒大师如何足不出户画出他从未见过的犀牛），这些科学画都是对着实物原原本本画出来的。
那么帕金森是如何抵达南半球的呢？这还要从两百多年前的那次金星凌日说起。
1768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面见时年39岁的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要他完成英国皇家学会的一项科考任务——驾船驶往南太平洋海域，观测由天文学家哈雷预言的、将于1769年6月3日发生的“金星凌日”现象（西欧看不到）。与此同时，国王还交给库克上尉一封密函，要他观测完成后再打开。
这封密函是咋回事儿呢？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开始航海探索，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势力时不时就派舰队出海划地盘儿。出海航行的经历让不少欧洲学者怀疑南半球还有一块尚未被发现的大陆，他们将这块大陆称为“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拉丁文：未知的南方大陆）。
看着周边国家殖民开发得不亦乐乎，乔治三世很不甘心，于是乎他在密函里要求库克船长在观测金星凌日之后不要返航，而是继续行驶，力争找到传说中风景优美适宜居住的“南方大陆”。所以说密函所书才是真正目的，天文观测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正当库克船长为此次远航积极筹备时，伦敦一位贵族公子哥听到了风声，心情那是相当激动。他立刻凭着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强大人脉向英国皇家学会征得了随船出行的机会，并且自掏腰包，拿出一万英镑的巨款（要不怎么是贵族呢），带了8名助手，还有两条狗（要不怎么是绅士呢），一起登上了库克船长的“奋进号”（HMS Endeavour）。
这位公子哥就是后来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负责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后人称他为“现代植物搜集之父”。当年他只有25岁。
派头很足的班克斯读大学时就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并不知道此次奋进号之行的真正目的，但是前往南太平洋的“金星凌日”观测点的路途已然非常遥远，能从各个停泊点搜集到稀奇的动植物，班克斯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么跟随班克斯的8名助手又是何许人也呢？
▲ 瑞典植物学家索兰德（Daniel Solander, 1733-1782），是林奈（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于1735年创立“双名法”，回复数字101可见）的得意门生，与班克斯一同搜集植物。
芬兰博物学爱好者斯波林 (Herman Spöring, 1733–1771)，担任班克斯的秘书。
▲ 科学画家帕金森 (Sydney Parkinson, 1745?-1771)，就是开篇科学画的创作者啦，他在邱园工作，因绘画能力出众被班克斯钦点带上“奋进号”。这张图是他的自画像。
苏格兰风景画家巴肯（Alexander Buchan, ？-1769），记录沿途风光和远航生活。
除此之外，班克斯还带了4名佣人照顾起居料理杂务（啧啧啧，贵族啊）。
▲ 奋进号的航线
库克船长凭借自身卓越的航海技术，驾驶“奋进号”于1768年从普利茅斯港出发，沿着南美洲航行，及时抵达塔希提（观测地点），成功观测到金星凌日，并遵照密函继续前行，先后抵达新西兰、澳大利亚（并首次绘制出新西兰南北二岛和澳大利亚东岸的地图），再经由印尼群岛和非洲南部，终于在1771年回到英国。此时班克斯一行只剩下他自己和索兰德两人了。
“奋进号”在长达三年的远航中，不仅完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科研任务，更为英国统治者殖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赢得了先机。那么我们的植物学家又有哪些收获呢？
班克斯和索兰德一路上不停地搜集植物（也有一些鱼类和鸟兽，不过比植物少多啦，他俩都是植物学家嘛），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一处海湾收获颇丰，他们兴奋地将此处命名为“植物湾”(Botany Bay)。最终班克斯将1000多种动物标本和3万多件植物标本（取自3600多个植物物种）带回了英国。
班克斯也因此成为将搜集植物融入远航探索的先驱。此后他利用国王对他的厚爱，令乔治三世相信自己作为英国国王理应拥有世界上最多样化的植物种类，而容纳这些植物的最佳地点就是邱园这个皇家植物园。
▲ 邱园温室
▲ 邱园的大王莲
班克斯的一生，都用在了旅行、科研和对科学家的慷慨资助上。他不断派遣科学家远航开展植物搜寻，通过不懈努力将7000多个植物新物种引进邱园。邱园也在他的管理下，渐渐由皇室乐园演变成以科研为目标的植物园，成为举世瞩目的园林，其卓越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搜集新物种容易，画下新物种却不是寥寥几笔就能完成的。帕金森拿到班克斯和索兰德采集的标本之后，先要画出素描图稿，交由二人审议修改后，再用水彩着色。
▲ 班克斯制作的腊叶标本
在植物湾时，两位植物学家每天收集的新标本都多达数百件，如此繁重的绘画任务都压在帕金森一人身上。有时他只能先画出素描稿，再快速记下颜色，留待日后完成。
只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在“奋进号”返航途中，经过爪哇时，帕金森身染热疾不幸身亡，年仅26岁。他留下了674张画作，其中有269张完成了上色步骤。直到他去世两百年后这些科学画才得以出版（1980年，《班克斯花谱》，书名却并未提及帕金森）。或许我们只能感慨天妒英才吧。
▲ 奋进号停留在植物湾时，帕金森为躲避澳洲当地吃颜料的蝇虫，在蚊帐里绘制科学画。
▲ 帕金森画的毛利人。风景画家巴肯在塔希提不幸去世，于是人文画的任务也落在了帕金森身上。
尽管当时的创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帕金森的画作至今看来仍然栩栩如生，其精细程度丝毫不亚于现代作品，同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难怪班克斯会说，“一幅科学画可以回答植物学者关于物种形态结构的所有问题”。
今天，当我们提起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畅谈库克船长的远航探险，感叹博物学家的新种发现时，也实在不应忘了帕金森这样的科学画家。正因为他们的精美画作，这些环球航行才在博物学乃至人类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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